讀《仁學（匯校本）》——匯校的意義
作者：鄭凌峰
來源：彭湃新聞 ∙ 上海書評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六月廿八日庚辰
耶穌2022年7月26日長期包養
《仁學（匯校本）》，[清]譚嗣同著，張維欣導讀，張玉亮匯校，浙江古籍出書社2021年3月出書，300頁，60.00元
繼“新編戊戌六正人集”《譚嗣同集》（浙江古籍出書社2018年出書）面世后，張維欣、張玉亮兩位學人盡力精進，又發布《仁學》匯校本，譚嗣同著作的點校收拾，至此可稱觀止矣。近年來學界倡導對古籍進行深度收拾，“匯校”即是深度收拾的一種情勢，可是正如古籍收拾常常不被認定為學術結果雷同，匯校本時常僅被視為功勞缺乏、苦勞有余的機械性任務，讀書界的評價亦往往不過“便利應用”與“頗著勞績”兩端，而疏忽了匯校任務不僅需求苦勞，更需求沉思。
《仁學》一書的版根源流并不復雜，異文的信息量似也不年夜，與近年新出書的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201包養軟體9年）、《清代學術概論》（中華書局2020年）校訂本的異彩紛呈比擬，似乎稍顯遜色。但是《仁學》匯校本堪稱匯校任務的典范，看似平實無奇甚至略顯冗贅的校記，其實頗有奧妙，故而特撰小文，試為發覆。
一、匯校方式論：以東方校勘學為借鏡
自從胡適發表《〈元典章校補釋例〉序》，將東方校勘學的譜系法引進中國以后，譜系法便成為匯校任務的必備技巧，清算版本譜系的主要性自是不問可知。《仁學》匯校本在清算版本譜系，確定以《亞東時報》本為藍本，并以之觀照前此已刊諸本等方面做得精準細致，讀者詳參本書媒介可知，無須筆者再加贅言。可是確定以《亞東時報》本為藍本的來由，以及針對通行本的實際藍本文明書局本的校勘原則，都可以窺見匯校本收拾者的苦心地點。
校書貴在應用晚期版本，這在現在是個常識，尤其是先以報刊連載而后成書的著作，報刊本更應成為校書的取資。湯志包養軟體鈞師長教師《〈仁學〉版本探源》（原載于《學術月刊》1963年第5期）一文就《仁學》兩個晚期連載本——《清議報》本和《亞東時報》本進行對校剖析，指出兩本文字的歧異，得出兩本并非同源的結論，指出應以《亞東時報》本為藍本，比勘各本完成新校本；但是湯氏僅以梁啟超、唐才常各有《仁學》正本，此中以《亞東時報》本為優，據此認為唐才常躲有《仁學》的“底稿或手本”，可是并未具體展開論證，反而指責《亞東時報》本多有排校掉檢，使其結論難免有些含混。
american書志學家G.托馬斯·坦瑟勒在其講演集《校勘道理》中，對“作者意圖”概念作了詳盡的闡釋與發覆（參見蘇杰編譯《東方包養金額校勘學論著選》，214-229頁，上海國民出書社2009年出書），出于對作者意圖的重視，坦瑟勒提出應當盡量在傳承法式上接近作者的原始文本：
由于罕見精確復制，通往作者意圖的最佳向導能夠就是作者本身的最終手稿，或許，假如沒有作者的最終手稿，則是由它所派生的、起碼中間環節的手本或印本。（《東方校勘學論著選》227頁）
對“作者意圖”的強調還有些由譜系法延長而來的意味，但有時具體版本的情況能夠處理起來比較辣手。英國學者L.D.雷諾茲、N.G.威爾遜《抄工與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播史》（蘇杰譯，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出書）論述譜系法的局限時，即指出文本的傳承是“開放的”，作者在分歧階段的初稿和修訂稿能夠都有流傳，并在后世輯校與刊布的過程中出現“相互沾染”現象，這都為譜系法的運用增添了難度（《抄工與學者》275-278頁）。
是以張維欣、張玉亮兩位學人開展《仁學》匯校任務時取《亞東時報》本為藍本，不僅是基于湯志鈞師長教師的研討結論，更有本身的思慮，也即唐才常所躲為底稿的能夠性較年夜。基于譚嗣同以手稿贈人的先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記載、《亞東時甜心寶貝包養網報》及《清議報全編》本刊有《仁學自敘》而《清議報》連載本未有的情況等，推測唐才常躲有底稿的能夠性較年夜（參見張玉亮：《譚嗣同著作新考》，原載于《湘學研討》2019年第2輯；另見匯校本附錄《紙背風云：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籌備與〈亞東時報〉本〈仁學〉》一文）。包養ptt
此外，兩位學人還從《亞東時報》本的訛字進手，指出部門訛字或系因草書寫法形近而產生的訛混，以及部門訛誤能夠與手平易近誤認重文符號有關，從而論證短期包養《亞東時報》本所據藍本很能夠恰是底稿，反而是《清議報》本中的看似詭異的“誤植與重復”，很能夠所據為分歧來源的錄正本，反應了譚嗣同分歧時期草擬初稿（或活著時為朋輩傳抄）而未經寫定、校訂的面孔（參見匯校本附錄《糾結的思慮：書籍史、文獻學與近代史穿插視域下的〈仁學〉》一文）。此中觸及《亞東時報》本訛誤與草書字體的剖析，與東方校勘學之“古字體學”甜心花園（paleography）異曲同工（關于古字體學，可參閱《抄工與學者》244-248頁），兩位學人對《亞東時報》文本的優劣亦作了分類討論，表揚此中優長異文的文從字順、更能反應作者意旨，將其訛誤歸于“技術問題”而認為不影響其整體文本的價值，亦與“實質性”異文與“非實質性”異文——前者直接影響作者意圖或其表達實質，后者則是文本呈現情勢例如拼寫、標點等——的區分理念合轍（英國校勘學者W.W.格雷格《藍本道理》對實質性與非實質性異文有解包養妹說，參見《東方校勘學論著選》160-161頁）。
至于新編本《譚嗣同集》包養甜心之前的通行本《仁學》實際采用的藍本文明書局本的校勘問題，盡管兩位學人已經指出，文明書局根源出國平易近報社本而多有訛誤，若是巨細靡遺地出校，生怕徒增篇幅，意義不年夜；但此中有些訛誤為后世通行本所沿襲，這些異文仍予出校。正如坦瑟勒指出的：
在嘗試作出以上的區分之后，我們顯然不用給作者意圖以優先權，因為作者的伴侶、抄書手、印刷工以及出書者對于文本所做的一切也是歷史事實，我們有權作出決定，選擇重建作為他們中間任何人任務的產物的作品原貌。這樣一種目標與重現作者意圖文本的目標有著劃一的有用性：各有其價值，服務于分歧的歷史目標。並且它們不成兼得，因為作者和出書者的文本意圖往往指向分歧的標的目的，一個文本不成能兼收并蓄。（《東方校勘學論著選》224頁）
包養意思有見于此，雖然對文明書局本的通盤出校，意義包養ptt并不甚年夜，但由于中華書局《譚嗣同選集》增訂本作為通行本的歷史影響，兩位學人參酌其異文選擇性出校，并采納該本編次與分篇，以調和晚期各本《仁學》分篇分歧惹起的歧異，既是尊敬歷史事實，也是與前賢的結果對話。
二、同頻共振：《仁學》與《戊戌政變記》
匯校本供給的不僅是各本異文，也包含版本、篇目、編次等信息，這些信息都為學者進行深刻研討供給了主要的唆使與參考。
就在《仁學》連載于報刊的同時，譚嗣同生前摯友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也同樣在《清議報》上連載。和《仁學》的晚期連載原形似，《戊戌政變記》的晚期連載本也有兩份刊物約略同時進行（另一份為《東亞時論》），其間文本存在歧異的情況包養價格，湯志鈞師長教師《近代史研討和版本校勘、檔案求索——〈戊戌政變記〉最早刊發的兩種期刊》（見氏著《梁啟超其人其書》，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出書）已細加提醒，概而言之，兩刊的篇章結構次序遞次有所分歧，顯系隨寫隨刊，復因分歧發表主體和分歧受眾的考慮而有所區別，呈現出鮮明的版本系統差異。
這種區別也影響了《清議報》與《清議報全編》的細節不合，《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與《政變緣由答客難》兩篇，在《清議報》中刊載于“本館論說”專欄，而后者在《東亞時論》連載時與《戊戌政變記》系列各篇等量齊觀，并未表現區別；前者在《東亞時論》中亦作為《戊戌政變記》系列的連載部門，而在《台灣包養清議報》中作為“本館論說”登載時間較早（第二冊），于是《戊戌政變記》連載至《光緒圣德記》（《清議報》第九冊）時包養一個月，直接在“第一章上舍位忘身而變法”后加一小注“見前第二冊”，註釋則從略。《戊戌政變記》九卷包養妹單行本出書時將這兩篇都支出書中甜心花園，而將《清議報》第五冊的《政變近報》略包養sd往未收。至于包養app《清議報全編》出書時，年夜約本著“斷者連之、闕者補之、無用者刪之”（《編輯清議報全編緣起及凡例》）的主旨而未收錄《戊包養網評價戌政變記》專欄，包含單行本中未收的《政變近報》；只在第六集“紀事”中註銷《戊戌政變紀事本末》《己亥建儲紀事本末》，但在定有“問題已過而無關年夜體者則刪之”（《編輯清議報全編緣起及凡例》）的第一集“本館論說”中則依然保存《論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政變緣由答客難》兩篇（且文字與《清議報》原形比，并無改動），以及原屬《續變法通議》，又支出《戊戌政變記包養dcard》單行本的《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可見《清議報全編》的刪減任務，似也未盡細致而自洽。《戊戌政變記》的情況，與《仁學》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刊印單行九卷本以后，《戊戌政變記》更因時勢變動不斷“訂正”“矯正”，體現出梁啟超“善變”的一面，japan(日本)學者狹間直樹師長教師《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成書考》（原載于《近代史研討》1997年第4期）已有提醒。
廣州中山年夜學十八先賢廣場，譚嗣同泥像。
但是兩書在《清議報》的刊載又顯示出分歧的命運。1899年頭，《清議報》第十一期就刊載了《〈戊戌政變記〉成書廣告》，隨后不久《包養違法戊戌政變記》九卷本即發行。而《仁學》自《清議報》第十四冊起即中斷連載，直到第四十四冊起又短暫恢復連載了三冊，之后再次中斷，至第一百冊始一次性註銷剩余部門。關于《仁學》在《清議報》的連載與斷續，狹間直樹師長教師《梁啟超筆下的譚嗣同——關于〈仁學〉的發行和梁撰〈譚嗣同傳〉》（原載于《文史哲》2004年第1期）從梁啟超自己思惟變化、康有為對《清議報》的把持和《清議報》的編務人事變動出發來解釋。兩位學人則對狹間直樹師長教師的觀點提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補正（參見匯校本附錄《糾結的思慮：書籍史、文獻學與近代史穿插視域下的〈仁學〉》一文），概而言之，《仁學》在《清議報》連載的中斷，率為康有為及其猛攻保包養網站皇思惟的擁躉干預或把持《清議報》編務的結果，而《仁學》的短暫恢復刊載和最終一次註銷剩余部門，則是梁啟超的盡力所致。至于梁啟超的思惟轉向國家主義，雖然似與譚嗣同有所疏離，實則梁啟超對譚嗣同思惟的謹記并未因此淡薄，甚至以之向乃師進言。從這個角度來說，《清議報》第二冊所載《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中所謂“同謹記南海”“光年夜南海之主旨”如此，更像是梁啟超欲借康有為勢力的運動以推廣譚嗣同的思惟，而非相反。《清議報全編》本《仁學》的刊落上述兩句，并補進《清議報》連載《仁學》時刊落的兩章，以及國平易近報社本《仁學》卷首《譚嗣同傳》肅清了《戊戌政變記》本《譚嗣同傳》中愛崇康有為的顏色，更像梁啟超由調和康有為與譚嗣同雙方（但更傾向康有為）的立場，轉而向光年夜亡友遺著的本意天良回歸的舉動。
同樣在國平易近報社改本的《譚嗣同傳》中被肅清的，還有《戊戌政變記》本中觸及袁世凱的文字。康有為、梁啟超對袁世凱的態度與評價的前后變化，是梳理《戊戌政變記》各個改本文字歧異的關鍵（參見戚學平易近《〈戊戌政變記〉八卷本作年補證》，原載于《史學月刊》2003年第3期），既這般，當初密訪袁世凱的譚嗣同在《戊戌政變記》初本中，自是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人物。可是到了康、梁尚未與袁世凱徹底交惡的時期，梁啟超便在改本《譚嗣同傳》中肅清袁世凱的顏色，并且在《清議報全編》的《戊戌政變紀事本末》之“政變前紀”頂用簡略的措辭表白維新派對袁世凱的倚重，“政變正紀”以下再無袁世凱相關敘述，約略可以窺見梁啟超似乎對袁世凱并不以為然。
而從《仁學》包養妹的連載與單行諸節中，讀者已然可知梁啟超雖然仍恭謹地師事康有為，但是兩人已有貌合神離、漸行漸遠的眉目。或許從處于《仁學》《戊戌政變記》兩書交集的《譚嗣同傳包養網比較》看來，生怕康有為對袁世凱的“一廂情愿”，加倍深邃深摯而長久一點，梁啟超雖于未與袁世凱方決裂之時，在《戊戌政變記》的各個改本中都對袁世凱有所回護，也可以懂得為對康有為保皇計劃的共同，但在梁啟超看來，生怕他對乃師的這種寄看也是有些不克不及茍同的吧。
三、附錄的藝術：對“副文本”的重視
古籍的收拾，有時并不只是完成一書文本的標點與校勘就算完事，良多時候功夫正在本書之外。編輯一束周全且優質的附錄，其功力有時并不在對註釋進行標點校勘之下，而供給的價值甚至能夠不亞于註釋。
觀夫兩位學人之前收拾的“新編戊戌六正人集”《譚嗣同集》，比擬通行的《譚嗣同選集》在附錄方面有所進步。三聯書店1954年出書的《譚嗣同選集》第一版本，附錄僅收梁傳、康詩，還是只站在康、梁的戊戌政變敘事角度搜輯附錄；中華書局1981年增訂本全書附錄凡五種：梁啟超《譚嗣同傳》、康有為《六哀詩之四》、皮錫瑞《哀譚復生》、陳叔通《譚嗣同就義包養意思軼聞》，雖從收錄皮錫瑞哀辭來看，已有衝破刻板印象視角、回歸譚嗣同本位的立場，是一種進步，但仍局限于以供給譚嗣同的傳記與評論資料為主的思緒。然則設若照此思緒搜輯附錄，在文獻豐富的晚世又使人頗為犯難，例如劉體智《異辭錄》卷三分別論及譚嗣同之逝世和楊銳等獲咎，可以補傳記之缺，且為《選集》及《譚嗣同研討資料匯編》（長沙市、瀏陽縣政協文史資料研討委員會及譚嗣同紀念館聯合合編，1988年9月印行）未收；又近人王樾（森然）撰有《譚嗣同師長教師評傳》，勾稽評論資料頗為無力，然篇幅略長。假如照此思緒輯補資料，生怕成書篇幅將暴增，而其實用價值未必高。
大要是有見于此，新編本《譚嗣同集》也不采取《選集》這種以傳記和評論資料為主的搜輯附錄的思緒，而是改為以文獻為編輯附錄的線索。例如清季刊本《瀏陽二杰遺文》和平易近國六年上海文明書局本《譚瀏陽選集》，都是譚嗣同著作匯集發行的主要晚期版本，尤其“瀏陽二杰”的另一杰唐才常，與譚嗣同著作的發行關系很是，故新編本將《瀏陽二杰集序》《〈譚瀏陽選集〉例言》支出附錄（比擬之下，中華書局編《唐才常集》第一版本、增訂本及岳麓書社“湖湘文庫”本《唐才常集》均未附錄《瀏陽二杰集序》），或許出于篇幅和價值考慮，亦或是彼時張維欣《譚嗣同年譜長編》擬刊（已由岳麓書社于2020年出書），新編本未收《譚瀏陽選集》卷首的陳乃乾所纂年譜；其余幾篇附錄都是收拾者所撰單篇研討，將媒介限于體裁與篇幅未能詳細展開的論題作了深刻探討。單從載錄文獻資料以供學者參考而言，新編本似不如《選集》本之豐贍，可是兩位學人既有《譚嗣同年譜長編》作為輯考資料的前言，此處自可求簡明、避重復。同樣包養留言板的思緒也見于“新編戊戌六正人集”的其他品種中，例如譚嗣同、劉光第著作較多，單獨發行也較早，新編本《譚嗣同集》《劉光第集》分別單行，則勢難將以“戊戌六正人”作為整體的《戊戌六正人遺集》張元濟序支出附錄，但若舍往此序，似又包養違法遺憾；正好林旭、楊銳、楊深秀、康廣仁四人的作品篇幅較小，且《戊戌六正人遺集》之譚嗣同、劉光第兩集的價值并不凸起，而為其余四人的著作文獻流傳貢獻較年夜，是故《戊戌六正人遺集序》即為新編本《戊戌四子集》支出附錄。
《仁學》匯校本的附錄繼承了新編本《譚嗣同集》的做法，除了梁啟超《校刻瀏陽譚氏仁學序》和輯錄《仁學》評論資料以外，還有三篇論文，對媒介未能具論的問題作了詳盡探討，此中《蝶翼與風暴：〈仁學〉發行的書籍史考核》一篇專列一節討論《仁學》的“副文本”——《國平易近報》《清議報》《新平易近叢報》登載的《仁學》廣告，并對這些廣告進行了全文援用，實際起到了支出附錄作為文獻資料的感化，而從這些廣告的刊載時間及措辭異同，可以看出《仁學》發行的波折和梁啟超為亡友計策的苦心，這是盼望閱讀本書的讀者能加以留意的。
但從責備責備的角度來說，竊謂《仁學》匯校本似仍缺一項主要文獻，甚至這一文獻，在新編本《譚嗣同集》中即應收而未收，這就是前文已經說起的梁啟超《譚嗣同傳》（匯校本所附《〈仁學〉評論資料》僅從《譚嗣同選集》增訂本附錄摘取《譚嗣同傳》的片斷，未足全璧，似可商議）。從歷史文獻的角度來說，《仁學》主要版本之一——國平易近報社本已將《譚嗣同傳》置于卷首，並且從《清議報》本《戊戌政包養情婦變記》到國平易近報社本《仁學》所載《譚嗣同傳》的異文，更為《仁學》一書的晚期傳播及接收供給了主要參考，狹間直樹師長教師《“歷史家”和其所寫的傳記——關于梁啟超撰兩種〈譚嗣同傳〉及其他》（原載于《北年夜史學》第13期，2008年頭刊）論之已詳。若說《譚嗣同集》可以滿足于僅收《仁學包養意思》本《譚嗣同傳》，那么《仁學（匯校本）》對支出梁啟超《譚嗣同傳》匯校本，應采取當仁不讓的態度。竊謂兩位學人不應將這項主要的任務交給未來容或有之的《戊戌政變記》匯校本，況且即有學人擬對《戊戌政變記》進行收拾匯校，亦未必會將包養網單次國平易近報社本《仁學》所附《譚嗣同傳》列進參校范圍。假如新編本《譚嗣同集》及《仁學》匯校本增補有日，當以附進這篇主要的《譚嗣同傳》為宜。
責任編輯：近包養金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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