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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氣、蘊藉與正人詞：船山詩學與其思惟演進的關系
作者：楊立華(北京年夜學哲學系)
來源：《中國哲學包養史》2025年第1期
摘要：王船山關于詩歌的評論、思慮和創作實踐與他哲學思惟的展開關系親密。在船山詩論的思惟內蘊、剖析脈絡、概念或語匯肌理中，其實潛躲著他再發現張載哲學與文章的具體路徑和環節。基于此，本文闡述的重心即在于對船山詩學變化發展的考辨與梳理，以此提醒其早期思惟發展中隱藏的線索。通過對船山平生詩論著作年月的考辨，可以確認歷代詩選評、《詩廣傳》和《楚辭通釋》是他61歲至67歲時期的詩學著作。以此實證為基礎，結合對于船山詩學基礎懂得的認識，可知船山對“正包養人詞”的基礎主張即：詩有“蘊藉”“斂度”“忍力”，方能興、觀、群、怨。而“正人詞”或“正人辭”的提出，是其早期思惟演進的一年夜關包養網節。船山暮年從頭認識張子《易》學，把“神氣”概念作為思惟體系的焦點，賦予晚期理氣構架新的哲學內涵，都與他所從事的詩論任務有莫年夜的關聯。
關鍵詞：船山早期哲學；詩學；正人詞；前后期發展
與宋明時期的絕年夜多數哲學家分歧，船山關于詩歌的評論、思慮和創作實踐并不是他哲學思慮之外的心志的寓托，而是其思惟展開的環節，甚至是其關鍵思惟演進的樞機。船山詩學在他的著作中是一個獨立且相對完全的系列，除晚歲的《姜齋詩話》外，《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詩廣傳》《楚辭通釋》(1)等都是其特別杰構，不僅是中國現代詩論的主要經典，並且是船山哲學思惟的焦點關切之一。船山在《夕堂長日緒論》中說：“余自束發受業經義，十六而學韻語，閱古古人所作詩不下十萬，經義亦數萬首。”(2)自北宋道學奠定以降的數百年間，對詩文給予這般高水平重視的，可以說絕無僅有。船山對詩歌的留意與人才陶養、世風遷轉、時勢隆殺等有莫年夜關聯，這是不難發現的。當然，此中具體的闡說仍有待發之蘊。而對船山詩論的思理內蘊、剖析脈絡、概念或語匯肌理中潛躲的導向其早期最最基礎的思惟演進——對張載哲學與文章的再發現的具體路徑和環節，則更是需求深刻掘發的。
一、諸詩論著作年月考辨
在船山諸詩論中，《詩廣傳》《楚辭通釋》及《姜齋詩話》的著作年月是比較確定的。此中，《姜齋詩話》中的《南窗漫記》作于戊辰年(1688)，《夕堂長日緒論》作于庚午年(1690)，《詩譯》寫作時間雖無明確標注，但詳考其內容，應是暮年著作之余偶感的結集，是《南窗漫記》《夕堂長日緒論》統一時期的作品。《楚辭通釋》作于乙丑年(1685)，船山于《序例》中亦有清楚載記。(3)《詩廣傳》雖然沒有船山的自序或自跋，但周調陽所見本書手本末頁有“癸亥閏月重定”六字。王孝魚推測：“本書的寫作時間，似在一六六八年之后。一六六八年秋，船山寫成年齡世論和年齡家說，是年冬又寫成續年齡左氏傳博議。詩經和年齡的關系很是親密，不弄清年齡的情況，無法評論十三國風，所以很能夠先集中精神完成了關于年齡的專門著作，然后才硏究詩經。”(4)以《詩經》與《年齡》關系親密，推測包養網是在完成《年齡》的相關著作以后，即著手《詩經》的闡發，這一推測既無根據，也分歧理。《詩廣傳》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經學著作，而是船山詩歌論說的基礎地點。換言之，船山是真正將《詩經》三百篇作為詩歌來懂得和評判的。《詩廣傳》論詩的觀點、語匯，與《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分歧。好比對于刻露的詩風、文風，《詩廣傳》說：“言愈昌而始有則，文愈腴而始有神，氣愈溫而始無力。不為擢筋洗骨而心理始全，不為深文微中而人益以警。”(5)《古詩評選》評何邵《贈張華》云：“卲詩已進西晉窠臼。此作平緩，不為擢筋露骨之容，似欲開陶令之先。”(6)
船山對杜甫的評價，愈晚愈刻。撰成于戊申年(1668)的《年齡家說》中說起杜甫，尚無明顯惡評：“故蠻夷者，克以懲之，將自賓也；無以懲之，未能逞也。鄙夫懷猥邪之心，舉國以與之謀，而后不成弭矣。郭子儀之用回紇，固危道也。杜甫未能了解，而花門之詩，有沉思焉，其猶賢乎!”(7)而《詩廣傳》中對杜甫人品文章的苛議，則已近于刻毒：“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嘆之，緣飾之為文章，自繪其渴于金帛、沒于醉飽之情，靦但是不知有譏非者，唯杜包養網心得甫耳。”(8)由此一點，即可證明王孝魚的推測是錯誤的。《詩廣傳》的撰作，應遠晚于《年齡家說》的成書。《詩廣傳》的成書時間應以“癸亥閏月重定”(即1683年)為準。
《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三種，著作年月不詳。周調陽根據湘西草堂初刻本《夕堂長日緒論》后所載王敔門生曾載陽、曾載述附識三則，推測是作于庚午年(1690)前的幾年：“船山評選的詩文有很多多少種，如《夕堂長日八代文評選》《夕堂長日八代詩評選》《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宋詩評選》《明詩評選》等等，不下十余種。編選的時間，曾載陽等僅僅說是老年末年，沒有指出具體時間。但就船山在《夕堂長日緒論》序中所說：‘閱古古人所作詩不下十萬，經義亦數萬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點定。’這個序作于1690年(庚午)，由此推測，他點定這些詩文的時間，當在1690年以前的幾年。在山中孤寂多暇的時候，能夠是在他六十七八歲時擺佈。”(9)
《夕堂長日緒論》序中所說的“山中孤寂之暇”，涵蓋的時間是很寬泛的。《船山記》作于辛未暮秋(1包養691)，文中稱石船山為“吾山”：“予之歷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慮者，往往不乏，顧于此閱冷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10)據劉毓松《年譜》，船山筑湘西草堂于石船山是在乙卯年(1675)，距離辛未年首尾正好包養網十七年。船山移居湘西草堂后，除因拒為吳三桂作勸進表而逃至深山約一年時間外，基礎上都在石船山。這十幾年的時間對于船山而言都屬于“山中孤寂之暇”。
船山作詩選與友人劉近魯(庶仙)有關。《小云山記》載：“予自甲辰始游，嗣后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躲書六千余卷，導予游焉。”(11)甲辰年是1664年，船山四十六歲。曾載陽等《夕堂長日緒論》附識中的記述更詳細：“子船山師長教師初徙茱萸塘，同里劉庶仙前輩近魯躲書甚多，師長教師因手選唐詩一帙，顏曰：‘夕堂長日’。夕堂，子師長教師之別號也。繼又選古詩一帙，宋元詩、明詩各一帙，而老年末年重加評論，其說尤詳。”(12)船山的歷代詩選依憑的是劉氏躲書。船山《七十自定稿》中有己巳年《庶仙片紙見訊》一首，時船山已年過七十。船山與劉近魯是姻親，厚交近三十載。劉氏家躲六千余卷躲書對于船山的學術和思惟的開展有極年夜的助益。(13)
作于丙寅年(1686)的《述病枕憶得》中，船山回顧了本身早年習詩的歷程：“崇禎甲戌，余年十六，始從里中包養知四聲者問韻，遂學生齒動。今盡忘之，其有以異于鷇音否邪。已而受教于叔父牧石師長教師，知比耦結構，因擬問津北地信陽，未就而中改從竟陵時包養響。至乙酉乃念往古今而傳己意。丁亥與亡友夏叔直避購索于上湘，借書遣日，益知異制齊心，搖蕩聲情而檠括于興觀群怨，然尚未即捐故習。尋遘鞠兇，又展轉戎馬間，耿耿不忘此事，以放于窮 年。”(14)船 山對詩理的關注起自少年，且終身未 變。(15)早 年曾想效法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的詩風，未有所就即轉向鐘惺、譚元春開創的竟陵派。27歲(乙酉)開始有本身的詩歌尋求。29歲(丁亥)避追捕于上湘，“借書遣日”，在大批閱讀的基礎上構成了本身的基礎的詩歌懂得，但是無論創作實踐還是詩歌評判標準，皆“尚未既捐故習”。
中華書局版《王船山詩文集》和岳麓版《船山全書》第十五冊皆收有《夕堂戲墨》八種。楊堅師長教師在《編校后記》注中說：“‘夕堂戲墨’之編次，惟金陵本井井有理。其詩集落花詩、遣興詩、和梅花百詠詩、洞庭秋詩、雁字詩、仿體詩及詞集瀟湘怨詞首葉首行書名下分別刊有夕堂戲墨卷一至卷七字樣，又愚鼓詞書名下則注夕堂戲墨之八。……又劉審吾開列其家所躲船山著作鈔本四十八種，第四十五種名九戲墨，當包含上述八種。據劉文，金陵刻書時其家曾‘出遺稿相授’，則金陵本所據或即劉氏之鈔本。”(16)《夕堂戲墨》之編次應是船山自為。有明確撰述年份的《落花詩》《遣興詩》《和梅花百詠詩》《洞庭秋詩》《雁字詩》和《瀟湘怨詞》，卷次先后完整依時間順序。這合適船山編次詩作的習慣。《仿體詩》和《愚鼓詞》雖沒有注明撰作時間，但按卷次設定，應晚于《瀟湘怨詞》的寫作，即完成于辛亥年(1671)之后。《愚鼓詞》有和方以智《十二時歌》，語意諧謔，顯然作于壬子年(1672)八月聞知方以智訃問前。《瀟湘怨詞》完成于乙巳上巳。是以，《仿體詩》和《愚鼓詞》當作于1671年春至1672年夏這段時間。
《仿體詩》是效法江淹《雜體詩》而作。江淹《雜體詩》取李陵至湯休凡三十家詩，各擬作一首。關于《雜體詩》寫作初志，江淹于序中有清楚闡示：“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為亦合其美并善罷了。今作三十首詩，斆其文體，雖缺乏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議云爾。”(17)合眾家之“美并善”，是江淹擬古的意圖。船山《仿體詩》之作亦有雷同的旨趣：“昭代三百年間，詩屢變矣。要皆變其所變，徙倚于銖寸之頃。一羽而知全鳳，亦知全雞，其為翮本均也。偶為尋之，得三十八人，人仿一章。非必全乎形埒，想其用筆時，適這般耳。淺者循其一跡，以自樹于宗風，一噱罷了。”(18)從“徙倚于銖寸之頃”“一羽而知全鳳，亦知全雞”的說法看，船山此時對明代詩壇各家已有了整體的印象。但此時針對的重要還是“淺者循其一跡，以自樹于宗風”的風氣。(19)要廢除“宗風”“門庭”對士人才性的束縛，故效法江淹《雜體詩》兼善眾美的態度作《仿體詩》。《仿體詩》通過對明代三十八位詩人的擬作，凸顯其遣詞、達情、意象、韻律等方面的風格。對于后期詩歌選評和《詩話》中極力詆斥的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鐘惺、譚元春等，《仿體詩》中并無貶黜之意。《仿體詩》必定是樹立在對明代詩歌的廣泛、細致的閱讀基礎之上的。這樣的閱讀體量顯然有賴于衡陽劉氏的躲書。這一階段，船山應該還沒有選評歷代詩歌的構想。
船山詩文拾遺中有《王敔詩草評示》一篇，此中王敔《懷音草自題》載：“己未春避亂山中，先年夜人授以陶令詩評及李杜二選，因又訪尋六義之津，間有所作，呈先年夜人評示。”(20)己未年(1679)船山因吳三桂兵敗、清兵進據衡州避亂于楂林山中。從王敔的記述看，此時歷代詩選應已完成，但詩評只完成了部門。之所以以陶潛詩評、李杜詩選授王敔，應該是出于教導的目標。概當時士人學詩率多由陶詩和李杜詩進手。此時船山尚未以學杜為時弊。《古詩評選》于杜甫，僅論其詩歌造詣，不涉人格評判；《唐詩評選》中，亦尚未以學杜為邪路，只是強調學杜者之不善學，(21)于杜甫的品德亦無貶抑；至《明詩評選》則徑以學杜為非，(22)且于杜甫人品已語涉輕蔑，(23)當然尚未至《詩廣傳》無所諱避的指斥辱詆的水平。(24)從對杜甫評價的愈益苛酷看，《詩廣傳》應作于《明詩評選》之后。
依上述考辨，可歸納綜合船山詩學歷程：16歲(甲戌)始學詩。受教于叔父牧石包養師長教師，向慕包養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等)，但為竟陵(鐘惺、譚元春)詩風籠罩。29歲(丁亥)構成了本身基礎的詩歌懂得，但仍未脫舊習。46歲起于友人劉近魯家廣泛閱讀，所造益深。53歲(辛亥)效江淹《雜體詩》作《仿體詩》，旨在對崇尚“宗風”“門庭”的時風有所矯正。此時尚未有評選歷代詩歌的設法。歷代詩選應完成于60歲(戊午)避亂山中之前。61歲(己未)時已完成《古詩選》的部門評點。《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等應完成于61歲前往湘西草堂至62歲(庚申)作《六十自定稿序》前。(25)《詩廣傳》作于62歲，重定于63歲(癸亥)。《楚辭通釋》撰成于67歲(乙丑)。《南窗漫記》《詩譯》《夕堂長日緒論》等則是船山70歲以后，對其詩學所作的總結。本文旨在討論船山詩學與其早期思惟發展的關系，是以重要關注歷代詩選評、《詩廣傳》和《楚辭通釋》，即其61歲至67歲的詩學著作。
二、詩之蘊藉與“正人詞”包養網 花園的提出
船山29歲(丁亥)已確立起“異制齊心，搖蕩聲情而檠括于興觀群怨”的整體詩歌懂得。所謂“異制齊心”，即在船山看來，不論何種體裁，詩的本質都是分歧的。船山說：“古今有異詞而無異氣。氣之異者，為囂，為凌，為荏苒，為脫絶，皆掉理者也。所以定詩，三百篇以來至于本日，分歧罷了。”(26)又，“嗚呼，知古詩歌行近體之相為一貫者，年夜歷以還七百余年，其人邈絕，何怪‘四包養始’‘六義’之不日趨于陋也!”(27)詩的本質在于以“聲情”動人，收斂約束(檠括)以興、觀、群、怨。以興、觀、群、怨為詩的效能，顯然是以孔子對《詩》的感化的闡顯為依據的。
詩以達情，以聲情動人。說理、記事等都不是詩所應著意的。船山之所以對于杜甫“詩史”之稱極盡譏評，最基礎來由在于以詩為史，則詩、史并廢：
詩以道性格，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霸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撥與易、書、禮、年齡往，彼不克不及代詩而言性之情，詩亦不克不及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桎情面，以揜性之光輝；風雅禍首，非杜其誰耶?(28)
天性中固有的天德、霸道、事功、節義等，應由《易》《書》《年齡》等承載。彼不克不及代詩達情，詩亦不克不包養平台推薦及代彼言理、論政、敘事。
詩之“可以興”，即以聲情動人而有所鼓舞。情，實也。非實則無以動人。故于一切夸張造作之詞，船山皆深斥之。獎孟浩然之“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抑杜甫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晝夜浮”，因為杜句“汗漫崚嶒”，夸張過甚。評杜甫《旅夜書懷》，以“星隨平野闊，月湧年夜江流”為“一空萬古”，獎“名豈文章著”為“好句”，卻以“飄飄何所似，六合一沙鷗”為“狂言無實”。對于種種故作豪雄大方的詩章，船山尤深惡痛絕：
詠荊軻詩古今不下百首，屑屑鋪張，裹袖揎拳，皆浮氣耳。惟此蘊藉舂容，偏令生色。余不滿太白經下邳圯橋詩，正以此故。以頳涂面，掛發為髯，優人之雄，何足矜也!(評左思《詠史》)(29)
才是雄渾，才是悲壯。七佳人，優裝關羽耳。(評徐渭《龕山凱歌》)(30)
無內在情實的扮好漢狀，即便動人，所鼓動的也不過是虛浮輕躁之氣。《唐詩評選》于五言近體中選張巡《聞笛》一首：“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六合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云深。朝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船山評曰：“一事開合，弘深廣遠，固當密于柴桑，純于康樂也。三、四下句簡妙，寓曲于直，不許庸人易解。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淺。此多麼時，而云‘試一臨’，云‘朝夕’‘遙聞’：忠孝深遠人游刃有余，不甚張皇將作驚天動地事。謝太傅見桓溫時正似此。文山燕獄詩不免難免借氣以輔志。‘逝世有重于太山’，非軀命之謂。軀命鴻毛，何所其不悠然耶?”(31)真正剛烈的人，是不會擺出一副驚天動地的張皇模樣的。
所謂“可以觀”，蓋因詩是平易近風平易近情的流露。觀詩可以體平易近情之微、察治亂之機。為政之刻慢淳薄以及與之相關的衰王興亡，皆可于詩觀焉：
鄭之詩能使人思，齊之詩能使人作。能使人思，是故其淫也、猶相保而弗相棄也。能使人作，是故其夸也、一往有余而意不倦也。思而不克不及使人思，作而不克不及使人作，雖以正而國，罔與圖功。故《還》之“儇好”，無異于《清人》之飛翔，而哀樂異音，衰王異氣，安危異效；齊之足以霸也久矣，桓公乘之，不勞而摟諸侯如拾也。鄭無歲不受兵而不亡，抑有以夫!(32)
詩出于平易近情平易近風，亦能搖蕩鼓動民氣，如鄭詩之思能使人思、齊詩之作能使人作。詩之可以觀中亦蘊涵可以興之意。
歷代詩中，船山于宋詩及明季的竟陵派憎惡極深。對于東坡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尤多譏刺。(33)論者往往以為船山對于宋詩(特別是東坡)的苛論是有激而發，這是不成否認的，但仍需留意船山的詩歌選評對于詩歌本身標準的強調。好比選陶潛五言古，即強調“以詩存詩”而非“以陶存陶”。船山早期于詩體特重五言古體，就這一體裁而言，晉宋所達到的高度遠非唐詩所及。這不是船山個人的見地，明代詩論中持此議者不在少數。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之論，船山在詩歌選評中屢次述及。就船山而言，六朝雖不競，猶未淪于異族之手。宋、明二代卻亡于非類。以此觀宋詩、明詩中反應出的士氣平易近風，以及宋詩和明詩對士平易近性格的煽動敗壞，船山之痛是可以想見的：
《半夜》《讀曲》等篇，舊刻樂府，既不成登諸管弦，雖下里或謳吟之，亦小詩罷了。晉、宋以還，傳者幾至百篇。歷代藝林，莫之或采。自竟陵乘閏位以登壇，獎之使廁于風雅，乃其可讀者一二篇罷了。其他媟者如青樓啞謎，黠者如販子局話，蹇者如閩夷鳥語，惡者如酒坊拇聲，澀陋穢惡，稍有須眉人見欲噦。而竟陵唱之，文士之無行者相與斅之，誣下行私，以成亡國之音，而國遂亡矣。竟陵滅裂風雅、登進淫靡之罪，誠爲戎首。而生心害政，則上結獸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傳賣國之貴陽，以殄宗社。“凡平易近罔不譈”，非竟陵之歸而誰歸耶?推本禍原，爲之眥裂。(34)
鐘惺、潭元春《古詩歸》《唐詩歸》自萬歷末年編成以來，風行一時，籠罩明末清初詩壇三十余年。(35)明季士風，船山是有切膚之感的。一代風教之衰微，其肇啟非只一端，然相煽成風，朝野幾無弘忍勇毅、任重持遠者，詩教之頹靡安能自外于罪愆?船山持論雖激，此中實有孤心獨見、深切著明者存焉。
詩“可以群”“可以怨”在船山詩學里是緊密關聯的。其詩歌評選中每有“群怨俱宜”“可群可怨”“群怨咸宜”的評語。對于群與怨的關系，《詩廣傳》中有深刻的闡發：
方在群而不忘夫怨，但是其怨也旁寓而不觸，則方怨而固不掉其群，于包養網 花園是其群也深植而不昧。(36)
怨是不成免之情。隱匿怨之情，借以維持概況的和諧，并晦氣于群的構成和鞏固。不匿怨，亦不因怨而彼此抵觸，怨而不掉其群，方能深植于群中。
怨體現在詩中，不應是詛咒，不應是“搶地呼天”的怨詞。船山評卓文君《白頭吟》一則，對怨婦般的怨詞有酷肖的比擬、譏刺：
亦雅亦宕，樂府絕唱。捎著當日說，一倍愴人。《谷風》敘有無之求，《氓》蚩數復關之約，正自村婦鼻涕長一尺語。必謂漢人樂府不及三百篇，亦紙窗下眼孔耳。屢興不厭，天賦欲比文園之賦心。(37)
既使是《詩經》，也有村婦的怨誹之詞。船山論詩，雖以《詩經》三百篇為最基礎標準，但并不自覺推尊。除上文中提到的《谷風》《氓》以外，《蒸平易近》《韓奕》也被船山指為“乖音亂節”。
故船山于詩崇尚“蘊藉”“斂度”“忍力”，貶斥“褊躁”“刻露”“酸餡”，以為雅俗之年夜防。(38)一切“隱士”“措年夜”“蕩子”“經生”之詞，“村巫儺歌、巷塾對偶、老措年夜試牘、野僧人偈頌”等，皆風雅之賊。(39)
詩有“蘊藉”“斂度”“忍力”，方能興、觀、群、怨，所謂“正人詞也”。“正人詞”或“正人辭”的提出，是船山早期思惟演進的一年夜關節。“正人辭”在船山著作中最早見于59歲時撰成的《禮記章句》。(40)那節文字強調的是：正人齋戒當止色，言色兼言聲，則更為謹敬，故以“止聲色”為正人辭。這與后來的用法有質的區別。《詩廣傳》中明確以詩之可群可怨為正人詞：
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然且僅為共世子而缺乏以孝，奚況斥其私昵之蠱，迻過以自旌，而激其不相下之勢哉?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唯其為正人詞也。(41)
船山這段議論是對《棠棣》的發揮。處父子兄弟之際，即便厚如申生，亦僅能稱為“恭”，而不克不及許以“孝”，何況訐其“私昵之盅”?蘊藉溫厚、可群可怨之詩，方是“正人詞”的典范。在歷代詩評選之后，《詩廣傳》在經學的高度上對此中的種包養網排名種洞見做了總結。“正人詞”是船山對所選歷代詩歌評價的凝練而自覺的表達。
從詩學中逐漸構成的文章自覺，對船山早期思惟產生了深入的影響。《說文廣義》《船山經義》《俟解》等完成后，他開始留心于張載的《正蒙》。《船山全書》本《張子正蒙注》是以船山十二世孫王鵬家躲手本為重要藍本的。夏劍欽師長教師在《編校后記》中對這一手本做了較詳細的描寫：“鈔本末葉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成 庚午季夏月重訂’小字一行。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為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正月二十七日，是年船山六十有七；庚午季夏月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六月，時船山已七十二歲。……正楷體勢端嚴凝重，點畫結構一絲不茍，筆致與傳世之船山手跡顯考武夷府君行狀、顯妣譚太孺人行狀、自題墓石、傳家十四戒及噩夢等完整雷同，其為船山手跡，似無可疑。”(42)據此，則《張子正蒙注》初稿成于《周易內傳》之前。此中屢見對“正人詞”的強調，如：“坎、離其象也，皆以陽為主，正人詞也。”(43)在“辭不鼓舞，缺乏以盡神”注解中說：
正人之有辭，不徇聞見，不立標榜，盡其心，專其氣，言皆心之所出而氣無浮沮，則神著于辭，雖愚不肖不克不及不興起焉。(44)
此節對“正人辭”的闡發，仍有明顯的船山詩學話語的痕跡。當然，在《正蒙注》和《周易內傳》中，“正人詞”更多地指向獎陽抑陰。“易為正人謀，不為君子謀”開始成為其早期《易》學的最基礎原則之一。船山暮年數贊張子《易》學：“至哉張子之言曰：“易為正人謀，不為君子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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